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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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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山东大店庄氏文化宗亲网 发布日期:2019/1/3 浏览统计:532

癸卯年(兔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

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

“红蝇赶散”揭迷

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

1

鲁南、苏北一些大姓家谱时,发现几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村名――“当路村”、“荡芦村”、“当芦村”!

王均善先生在《海曲王氏溯源》中考:

三槐堂王氏……王总兵(失考)镇守东海,其后裔……师、谷、昭、庆、传、乐、仙,嫡庶兄弟七人,  为避红袄军之难……于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从东海荡芦村“三槐堂”携带家眷,乘船来日照,在涛雒口登陆,相聚月余,举目无亲,生活无着,想再北移,走到两城河南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得兄弟七人抱头痛哭一场,最后只得各寻田庄谋生,长房、四房迁莒境,六房迁沂州,三房迁安丘,二房迁诸城,五房不知去向。惟七房(号称老七支)王仙又返回涛雒谋生。兄弟七人从此失散,互不通音讯。故日照有……“失散王”之说。

江苏赣榆大兴庄《王氏族谱》序载:

始祖朐阳(即海州)当路村人也,洪武二年避倭寇之乱,兄弟同迁者七人。

网上王晓先生留言:

诸城巴山王系三槐王,迁自江苏连云港当路村。

孙西荣先生在《孙氏源流简溯》中考:

五莲县孙氏多在明洪武年间迁住,来自山西洪洞和江苏海州十八村的当路村。

《重修莒志》云:莒州十区臧家庄臧氏,原籍江苏省东海县当路村,始迁祖胤祚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迁至莒县黑坊口,四世成儒迁居臧家庄。

《草涧刘氏族谱》序言称:

元社将废,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民国版《增修胶志'疆域》载:(胶南市)海青镇大陈村,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陈俊从江苏海州荡芦村迁此立村,取名陈家村。后因比邻村大,改称大陈家村。

彭煜文、史星先生在《胶南移民考》中记:

从海州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样由朝廷组织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苏猖獗的倭寇来到胶南,有53个村来自海州荡芦村。

如此众多的大姓,在同一年代、迁自同一“当路村”,或同音异字的“当芦村”、“荡芦村”,这中间肯定有个说法。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当路村”在哪?缘何取名“当路”?

地名,时代的遗迹,活着的历史,所有的地名都曾经或现仍然存在着。幸运的是,历经近七百年日月流转,鲁南、苏北诸多大姓家谱中的海州或东海“当路村”仍一字未改。

此,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花果山乡当路村。

而且,“当路村”,“当芦村”,“荡芦村”,乃同一村。

2

关于“当路村”村名的来历,说法不一。

原沂水三中校长王立刚曾受村中族人所托,在山东、江苏两省实地寻根、访宗、联祖,直到王氏始祖迁出地连云港市云台区花果山乡当路村,基本解开了近七百年来代代传说的该支王氏始祖从海州当路村迁徙,有兄弟七人的“七袄岭”或“分袄岭”之说。

王立刚先生在《“七袄岭”王的调查》中考:

当路村始祖与村名来历 这次我们去始祖的迁徙地海州当路村,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惜听当路村“三槐堂当路王氏修谱委员会”主任王恒飞介绍说,当路村的家谱已丢失,也无法查清了。王恒飞主任介绍如下:

当路村是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所立(王尊是王熙的七世孙,王熙为当路始祖)。他原居沛,后迁琅琊。当时外戚专权,正值王莽纂权的前夜,朝廷矛盾百出,政治腐败,政局不稳,尊公虽居高位,但急流勇退,他游东海登云台,感慨地说:“跨海登州,游于东海,东有大山,西有环海,登崖观景,雅景可观,此仙山宝地,后世必出人杰。”后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在向阳处下寨立庄,从此隐居起来,愿后人以“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的祖训,定名为当路村,直沿至今。

《前坡三槐王氏.》中也言:

据说,当路村村名形成于西汉。时任河南京兆尹的王尊愤于时局混乱,遂由沛迁琅琊,居于云台山,因祖训中有“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之语,遂定名“当路村”。

而《连云港的砂锅炖驴肉》一文中则记:

连云港流传着一段神话故事。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途径花果山下的一个山村,看到春光明媚,阳光和煦,满山的桃花杏花似锦,山泉流水,清澈见底。他情不禁地跳下驴背,手牵着驴缰绳,沿着麦田间的小道,欣赏这人间仙境。忽然间从背后传来阵阵吵嚷声,一群乡民围了上来,诬赖他的驴吃了麦田里的麦苗。张果老解释再三,乡民不信,无可奈何,他只好磨刀宰驴,剖腹查看。乡民们惊得发呆,因驴腹内没有一根青苗,乡民们你看我,我

瞧你,大眼瞪小眼。真相大白后,张果老索回驴皮,用手一拍,又变成毛驴一头。此情此景,惊呆了众乡亲,大家齐跪在地,央求神仙宽恕,挡住了神仙的道路,从此这个小山村就挡驴村,天长地久,改为今天的当路村。

当时,张果老见道路被挡,便倒骑着毛驴,加鞭快跑,边跑边喊:“驴肉可香啦!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在连云港,用鲜驴肉制馅的肉水饺,历来倍受人们喜爱。其它如酱驴肉、卤驴肉也各具特色……列为连云港市地方名菜十道大菜之一。

前说,有理有据,且寓意深刻,并散见于始迁于当路村的“七袄岭王”在鲁南、苏北诸后裔家谱之中。

后说,流传甚广,有鼻子有眼,亦入志见报。

两说孰真孰假,今难已定论,也没必要定论。

3

今之日照人有相当一部分迁自“当路村”,时间是明初,这毋庸置疑。可其中仍有许多需理清的问题:一是“当路村”始迁居民来自何处,或者说是否都来自山西“大槐树”?二是在明初大移民中“当路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三是为什么虽迁自同村,然后来家谱中所记村名音同字不同?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仅89年,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因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元朝把人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生活在最低层,不得打猎、习武、养马、持刀、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像牲口样买来卖去。

元末社会像一堆干柴,点燃反元怒火的是红巾起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莲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刘聚众杀牛宰马盟誓,宣布起义。因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各地纷纷响应,李二(芝麻李)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很快成燎原之势。

于是,元军和起义军在中原大地特别是冀、豫、鲁、皖、苏间生死相搏。元军镇压十分残酷,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百姓,十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数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杀得只剩下18户。当然,起义军也以血还血。传说朱元璋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羞辱。朱元璋称帝后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在“一箭之地”,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见庄就烧,见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元末战火熄灭,“靖难之役”接踵而来。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即位。而手握重兵、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南下夺江山,双方在中原数年拉锯战,致江北千里无人烟。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朝廷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

同时,元末明初,中原不仅遍历兵灾战火,而且迭遭水、旱、蝗、疫灾侵扰。

《元史》记载,仅元末四十余年的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几乎年年都是特大洪水泛滥成灾,大蝗灾有十八九次,天灾人祸,山东、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

而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时,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易守难攻。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百姓生活安定。同时,固守山西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十分精明,从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客观上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于是,山西人口和中原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明初,朝廷决定从山西移民中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场轰轰烈烈移民的大潮。

今人往往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即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台欧美,特别是豫、鲁、苏、皖一带,一听说是山西人,总会有人攀老乡,问洪洞“大槐树”还在不在?”然后,亲切地告诉你他祖上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

然而,历史真象是:明初大移民,原则是把狭乡(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宽乡(人少地多之地)迁移,并不仅迁自山西,还有江、浙及“山后沙漠”;迁出者在山西也不仅是洪洞,还有泽、潞、辽、汾、沁及太原等地人。那么,为什么世代众口一词,都说是从“大槐树”下迁出,甚至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乡?

这是因洪洞移民是规模最大的移民,而“大槐树”下又是移民的“点行处”。由于洪洞广济寺地处通衢大道,朝廷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给移民发放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移民们由此起程,从此天各一方,离别之处话离别,断肠人送断肠人,与亲人分手后欲走还却,频频回首,泪眼模糊,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只记住大槐树下的棘针沟。这样,大槐树、棘针沟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成为千百万移民后裔怀乡的精神寄托。后来,不仅来自山西的移民,而且来自外省的移民,都认同大槐树、棘针沟是他们的故乡。

事实上,自“当路村”北迁鲁南、苏北的先民,有相当多的始迁点并不是山西“大槐树”――

“七袄岭王”:“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原居沛,后迁琅琊……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立庄,从此隐居……定名为当路村。

“草涧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久矣……委因元社将废……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草涧刘氏族谱》序)。

同时,在迁居东海“当路村”的先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苏州。

据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新安镇志》记:朱元璋登基之初,虑苏州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

这部分移民,是由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富庶苏和“湖广熟、天下足”嘉、湖、锡、常等迁往芦苇丛生、四野沼泽的不毛之地海州。因此,虽其后人虽再迁他乡,但几十年后、甚至上百年后家业重兴时修谱,口头相传的苦难记忆,下笔时“当路村”为“荡芦村”、“当芦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明初大移民时的东海云台十八村之一的“当路村”,正如“大槐树”同样,亦乃一移民“中转站”!

自此而北上南下的,有“当路村”坐地户,有山西远方客,也有苏州“下乡”的,还有重回老家莒地的汉城阳王刘章之后的“草涧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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