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年（兔年）；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始于明朝，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写的《新安镇源流》中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性，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

县境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徒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因当时称民是强制的，又是武装押送，事情又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

“红蝇赶散”揭迷

幼时，即听老人们多次讲述“红蝇赶散”的故事。近来，故常有些老人向我打听“红蝇赶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先后翻阅了《明史》、《清史稿》、《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等一些海州方志，但均未见到“红蝇赶散”的记载，各种灾害记载的十分详实。为什么象“红蝇赶散”这样数万人大迁徙的灾难，却被史学家们忽略呢？其中一定隐藏着一个迷团。两年多来，我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精心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才初步揭开“红蝇赶散”的神秘面纱。

一、“红蝇赶散”的影响范围

很多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居海州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的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走访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甚至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称在明清时期，海州地区也曾发生过红蝇赶散的事件。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二、关于“红蝇赶散”的民间传说

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种种传说，虽然讲的服服贴贴，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 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波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 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

“红蝇赶散”如果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站在张士诚的对立面的明代史学家，为什么不抓住其罪而大书特书呢？为什么张士诚死后，从苏州赶来的人们仍留住海州，并在海州一带长期的繁衍生息呢？从时间来看，也不可能是张士诚的红巾军所为，因为张士诚已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自杀，大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1368年）以后的事件又怎能与张士诚有瓜葛呢？

由此可以证明，“红蝇赶散”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实在委屈了张士诚的红巾军。

三、“红蝇赶散”的事实真相

既然传说中的“红蝇”、“红蜂”、“红军”赶散不能成立，那么家谱中的“红蝇”这个历史事件又当何解释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灌云县博物馆，见到一部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安镇志》手抄本，比较翔实地记载了“洪军赶散”的发生原因及经过。据《新安镇志》载：大明洪武登基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子孙相承，定为世例，传至嘉靖，适奉旨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来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据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00户，190万人口。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边远地区，实行戊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五年（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红蝇赶散”，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记载的真实。

【1】

鲁南、苏北一些大姓家谱时，发现几个出现频率极高的村名――“当路村”、“荡芦村”、“当芦村”！

王均善先生在《海曲王氏溯源》中考：

三槐堂王氏……王总兵（失考）镇守东海，其后裔……师、谷、昭、庆、传、乐、仙，嫡庶兄弟七人，  为避红袄军之难……于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从东海荡芦村“三槐堂”携带家眷，乘船来日照，在涛雒口登陆，相聚月余，举目无亲，生活无着，想再北移，走到两城河南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难得兄弟七人抱*哭一场，*只得各寻田庄谋生，长房、四房迁莒境，六房迁沂州，三房迁安丘，二房迁诸城，五房不知去向。惟七房（号称老七支）王仙又返回涛雒谋生。兄弟七人从此失散，互不通音讯。故日照有……“失散王”之说。

江苏赣榆大兴庄《王氏族谱》序载：

始祖朐阳（即海州）当路村人也，洪武二年避倭寇之乱，兄弟同迁者七人。

网上王晓先生留言：

诸城巴山王系三槐王，迁自江苏连云港当路村。

孙西荣先生在《孙氏源流简溯》中考：

五莲县孙氏多在明洪武年间迁住，来自山西洪洞和江苏海州十八村的当路村。

《重修莒志》云：莒州十区臧家庄臧氏，原籍江苏省东海县当路村，始迁祖胤祚于明洪武二十三年迁至莒县黑坊口，四世成儒迁居臧家庄。

《草涧刘氏族谱》序言称：

元社将废，我祖见机，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我祖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下旨迁民，我祖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

民国版《增修胶志'疆域》载：（胶南市）海青镇大陈村，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陈俊从江苏海州荡芦村迁此立村，取名陈家村。后因比邻村大，改称大陈家村。

彭煜文、史星先生在《胶南移民考》中记：

从海州来的移民大部分是和山西移民一样由朝廷组织的，也有一部分是为了躲避元末明初江苏猖獗的倭寇来到胶南，有53个村来自海州荡芦村。

如此众多的大姓，在同一年代、迁自同一“当路村”，或同音异字的“当芦村”、“荡芦村”，这中间肯定有个说法。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当路村”在哪？缘何取名“当路”？

地名，时代的遗迹，活着的历史，所有的地名都曾经或现仍然存在着。幸运的是，历经近七百年日月流转，鲁南、苏北诸多大姓家谱中的海州或东海“当路村”仍一字未改。

此，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花果山乡当路村。

而且，“当路村”，“当芦村”，“荡芦村”，乃同一村。

【2】

关于“当路村”村名的来历，说法不一。

原沂水三中校长王立刚曾受村中族人所托，在山东、江苏两省实地寻根、访宗、联祖，直到王氏始祖迁出地连云港市云台区花果山乡当路村，基本解开了近七百年来代代传说的该支王氏始祖从海州当路村迁徙，有兄弟七人的“七袄岭”或“分袄岭”之说。

王立刚先生在《“七袄岭”王的调查》中考：

当路村始祖与村名来历 这次我们去始祖的迁徙地海州当路村，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惜听当路村“三槐堂当路王氏修谱委员会”主任王恒飞介绍说，当路村的家谱已丢失，也无法查清了。王恒飞主任介绍如下：

当路村是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所立（王尊是王熙的七世孙，王熙为当路始祖）。他原居沛，后迁琅琊。当时外戚专权，正值王莽纂权的前夜，朝廷矛盾百出，政治腐败，政局不稳，尊公虽居高位，但急流勇退，他游东海登云台，感慨地说：“跨海登州，游于东海，东有大山，西有环海，登崖观景，雅景可观，此仙山宝地，后世必出人杰。”后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在向阳处下寨立庄，从此隐居起来，愿后人以“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的祖训，定名为当路村，直沿至今。

《前坡三槐王氏.》中也言：

据说，当路村村名形成于西汉。时任河南京兆尹的王尊愤于时局混乱，遂由沛迁琅琊，居于云台山，因祖训中有“当仕路，忠民权，功于国，荣于家”之语，遂定名“当路村”。

而《连云港的砂锅炖驴肉》一文中则记：

连云港流传着一段神话故事。有一天，八仙之一的张果老，途径花果山下的一个山村，看到春光明媚，阳光和煦，满山的桃花杏花似锦，山泉流水，清澈见底。他情不禁地跳下驴背，手牵着驴缰绳，沿着麦田间的小道，欣赏这人间仙境。忽然间从背后传来阵阵吵嚷声，一群乡民围了上来，诬赖他的驴吃了麦田里的麦苗。张果老解释再三，乡民不信，无可奈何，他只好磨刀宰驴，剖腹查看。乡民们惊得发呆，因驴腹内没有一根青苗，乡民们你看我，我

瞧你，大眼瞪小眼。真相大白后，张果老索回驴皮，用手一拍，又变成毛驴一头。此情此景，惊呆了众乡亲，大家齐跪在地，央求神仙宽恕，挡住了神仙的道路，从此这个小山村就挡驴村，天长地久，改为今天的当路村。

当时，张果老见道路被挡，便倒骑着毛驴，加鞭快跑，边跑边喊：“驴肉可香啦！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

在连云港，用鲜驴肉制馅的肉水饺，历来倍受人们喜爱。其它如酱驴肉、卤驴肉也各具特色……列为连云港市地方名菜十道大菜之一。

前说，有理有据，且寓意深刻，并散见于始迁于当路村的“七袄岭王”在鲁南、苏北诸后裔家谱之中。

后说，流传甚广，有鼻子有眼，亦入志见报。

两说孰真孰假，今难已定论，也没必要定论。

【3】

今之日照人有相当一部分迁自“当路村”，时间是明初，这毋庸置疑。可其中仍有许多需理清的问题：一是“当路村”始迁居民来自何处，或者说是否都来自山西“大槐树”？二是在明初大移民中“当路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三是为什么虽迁自同村，然后来家谱中所记村名音同字不同？

众所周知，元朝统治仅89年，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因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元朝把人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汉人和南人生活在*层，不得打猎、习武、养马、持刀、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像牲口样买来卖去。

元末社会像一堆干柴，点燃反元怒火的是红巾起义。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白莲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四处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刘聚众杀牛宰马盟誓，宣布起义。因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各地纷纷响应，李二（芝麻李）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很快成燎原之势。

于是，元军和起义军在中原大地特别是冀、豫、鲁、皖、苏间生死相搏。元军镇压十分残酷，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百姓，十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数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杀得只剩下18户。当然，起义军也以血还血。传说朱元璋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羞辱。朱元璋称帝后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在“一箭之地”，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见庄就烧，见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元末战火熄灭，“靖难之役”接踵而来。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即位。而手握重兵、坐镇北平的燕王朱棣，借口“清君侧”南下夺江山，双方在中原数年拉锯战，致江北千里无人烟。明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朝廷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

同时，元末明初，中原不仅遍历兵灾战火，而且迭遭水、旱、蝗、疫灾侵扰。

《元史》记载，仅元末四十余年的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几乎年年都是特大洪水泛滥成灾，大蝗灾有十八九次，天灾人祸，山东、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

而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时，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易守难攻。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百姓生活安定。同时，固守山西的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十分精明，从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客观上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于是，山西人口和中原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明初，朝廷决定从山西移民中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场轰轰烈烈移民的大潮。

今人往往为这样一个问题困惑，即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台欧美，特别是豫、鲁、苏、皖一带，一听说是山西人，总会有人攀老乡，问洪洞“大槐树”还在不在？”然后，亲切地告诉你他祖上是从“大槐树”下迁来的。

然而，历史真象是：明初大移民，原则是把狭乡（人多地少之地）百姓大量向宽乡（人少地多之地）迁移，并不仅迁自山西，还有江、浙及“山后沙漠”；迁出者在山西也不仅是洪洞，还有泽、潞、辽、汾、沁及太原等地人。那么，为什么世代众口一词，都说是从“大槐树”下迁出，甚至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乡？

这是因洪洞移民是规模*的移民，而“大槐树”下又是移民的“点行处”。由于洪洞广济寺地处通衢大道，朝廷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给移民发放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移民们由此起程，从此天各一方，离别之处话离别，断肠人送断肠人，与亲人分手后欲走还却，频频回首，泪眼模糊，*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只记住大槐树下的棘针沟。这样，大槐树、棘针沟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成为千百万移民后裔怀乡的精神寄托。后来，不仅来自山西的移民，而且来自外省的移民，都认同大槐树、棘针沟是他们的故乡。

事实上，自“当路村”北迁鲁南、苏北的先民，有相当多的始迁点并不是山西“大槐树”――

“七袄岭王”：“西汉官拜河南京兆尹的七世祖王尊……原居沛，后迁琅琊……于汉哀帝元年先祖举家来到四面是海的云台山……立庄，从此隐居……定名为当路村。

“草涧刘”氏，“自汉隶籍于莒，由久矣……委因元社将废……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乱起……逃居东海当芦村。至……洪武三年……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鹊窝（《草涧刘氏族谱》序）。

同时，在迁居东海“当路村”的先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苏州。

据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新安镇志》记：朱元璋登基之初，虑苏州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之“洪军赶散”，而苏州阊门周姓、常（常州）之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皆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所，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

又据《苏州市志》载：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富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

这部分移民，是由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富庶苏和“湖广熟、天下足”嘉、湖、锡、常等迁往芦苇丛生、四野沼泽的不毛之地海州。因此，虽其后人虽再迁他乡，但几十年后、甚至上百年后家业重兴时修谱，口头相传的苦难记忆，下笔时“当路村”为“荡芦村”、“当芦村”，也就不难理解了。

由此可见，明初大移民时的东海云台十八村之一的“当路村”，正如“大槐树”同样，亦乃一移民“中转站”！

自此而北上南下的，有“当路村”坐地户，有山西远方客，也有苏州“下乡”的，还有重回老家莒地的汉城阳王刘章之后的“草涧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