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明，号东乡。1964年4月出生于江苏扬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会员。《扬州诗歌》主编，扬州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在各大刊物发表诗歌、评论、随笔、小说若干。已出版有诗集《晚风》《踏雪回家》《形与影》《汶川安魂曲》《天问的回声》《诗与思》，随笔集《时间的天窗》，寓言小说集《空中之网》《东乡笔记》，短篇小说集《寓言与迷宫》，诗学论集《后退的先锋》等12部。作品入选《中国现代诗歌名篇赏析》《中国百年新诗经》《江苏百年新诗选》《中国二十世纪民间诗人二十家》《21世纪15年中间代诗人15家》，及《中国年度诗选》《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诗选》（汉英双语版）等多种选集。《空中之网》入选“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中华英才》杂志曾对其文学成就做了专题报道。2023年12月20日晚，创作的剧诗《伤逝·子君》，在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院由凡丁剧社成功首演。曾获第二届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国地域诗歌奖评论奖、第六届中国长诗奖，以及第九届“华夏诗词奖”优秀论文奖，首届“新旧体诗前沿对话”优秀论文奖等。现居于扬州。

 陶渊明的“南山”（上）

 庄晓明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陶渊明的《饮酒》（五）是一首明白如话的诗，任何时代的汉语读者都无须引领，即可进入诗境。甚而在恍惚中觉得自己就是陶渊明，或五柳先生，某处山脚的树荫下“不求甚解”地眯着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度过一刹陶然的时光。自然，他们有理由这般享受陶渊明，但他们不应忽略了陶渊明还是一位有着不可企及的境界的大诗人，所谓的“不求甚解”，是一个参透了生命的高度与深度的诗人所追求的一种浑融状态，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浅尝辄止——能使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欲辩已忘言”的“真意”，可不是简单的。

  历来认为，“欲辩已忘言”的出处是庄子《外篇》中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踢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踢；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捕鱼的器具是为了水里的鱼，得到了鱼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捉兔的装置是为了奔跑的兔子，得到了兔子之后，即可将它弃置一边；语言的功能是为了隐藏的“真意”，得到了“真意”之后，亦可将它弃置一边。其要旨与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实际上大相径庭，倒是与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的《四部四重奏》中的“上季的水果已然吃净，吃饱的野兽便踢去空桶”如出一辙。依我的理解，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除了表明一种与大自然的浑然相融的醉意，至少还有这样的两层含意：一层是，当他欲说出诗境中感悟的“真意”时，却发现根本无法言说，寻找不到用以来表达的语言；另一层则稍隐些，就是说他既已得到了其中的“真意”，实际上已无须言说——而如果试图言说的话，反而会使“真意”在言说中遗失。中国的山水田园诗，实际上就是在其教主陶渊明所拟定的“欲辩已忘言”这一教义中发展的，它试图在语言中呈示一种水中之月的诗境，让“真意”蕴藉其中，让读者去体悟，为一种永恒的无法逼近的魅力而诱引。我曾见有些学者将陶渊明与英国大诗人华滋华斯并论，探讨中西诗各自的特色。确实，他们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东西方这两个伟大诗国的*诗人，大自然的诗人。但有论者责备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没能像华滋华斯的诗那样，动辄数十行，甚而上百行地来对“此中”的“真意”进行讨论，辩析，而目为中国诗的短处。其实，他刚好说反了，华滋华斯那数十上百行的探讨，辩析，虽一时痛快淋漓，最终却将一个无法言说的诗境给肢解了，或者说狭小了诗境——他正处于陶渊明不愿站立的位置，因而，他没能像陶渊明那样见到“南山”。他只是得到了一些关于“南山”的哲学见解——这些见解是会在时间中褪色的，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观察“南山”的不同角度。而陶渊明的“南山”始终浑然地立在那里，雨后一般的清新。

说是陶渊明发现了“南山”，大概不会引发争议。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称作《饮酒》诗的华彩部分，甚而中国古典诗的一个至境，想来也不会有异议。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稍爱古诗者，无不会背诵这两句，热心的追随者还会在居所的周围植上菊花——这于不同层次的人皆很方便，相宜。他们见到了“南山”没有？恐怕不会乐观。但他们又觉得这两句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无以言说的魅力，无法舍弃。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的目的性太强了。即使是陶渊明，在“种豆南山下”的时候，也没能见到“南山”，南山此时只是一个劳作的背景。“悠然”说来容易，做到却不易，它体现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风水的心境，就如同那位孤独的渔人，在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溪边漫行——他因此偶然地进入了“桃花源”。而当他与那些高尚士们怀着某种目的，直奔“桃花源”时，则“遂迷”，“不复得路”了。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幕场景：一个秋日的光线与时间中，陶渊明随意地在他的东篱踱步，那些风中摇曳的秋菊，仿佛大自然的韵律与呼吸，恍惚中向他暗示了什么……他弯下腰，采下一朵，移植于自己的手心。当他以一种植物的惯性起身时，一个奇迹出现了，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座“南山”，浮动于他手中的菊花的光晕——他的眼睛，菊花，远处的峰峦，偶然而奇妙地构成了三点一线。在这个角度上，陶渊明手心的菊花，相当于渔人在“林尽水源”处所得的“仿佛若有光”的“小口”，具有一种关键性的引领作用，而此刻的“南山”，就是“桃花源”。

陶渊明的“南山”（下）

“悠然见南山”的“见”，在《文选》《艺文类聚》本中曾作“望”，《东坡题跋》对此评判到：神气索然矣。“望南山”为何神气索然？“见南山”为何意境精彩？实因为这个“见”字，含有一种自然“呈现”的意思，就如同“桃花源”在渔人前方的偶然而奇妙的呈现；而“望”字，则带有一种寻觅索求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中，“桃花源”与“南山”将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遗失。关于“南山”，我正阅读的《饮酒》诗的后面有这样的注释：江西庐山。或许，注者还认为庐山这一风景名胜增添了陶诗的诗意。但说实在的，它完全败坏了我的兴致，比“望”字更令诗境索然。在陶诗给予我的想象中，“南山”似乎应是一抹淡蓝的光晕，为峰峦简洁的线条勾勒，浮动于时间与空间的某个距离，既不能逼近，却也并不遥远。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未尝试去探讨这一神奇的距离，因为陶渊明的“欲辩已忘言”的“真意”，很大程度上，便存在于这一距离所撑开的空间——我害怕在探讨中将“真意”，将“南山”遗失。至于庐山，则不然了，我可以很容易地从地图上，测量出我的居所与它之间的距离，本地旅行社的广告更直截：“庐山三日游”——就是说，只需三日时间，即可穿越它。而对于神奇的“南山”距离，不仅现有的物理尺寸不能提供帮助，在我们与它之间，至少还包含两种距离：由眼睛到纸上文字的一段；再由文字到诗境中“南山”的一段。对于前一段距离，我们或许还可以比划一下，对于后一段距离，索性就是茫然无措。无法得路之际，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寻找某种参考，来想象一下那段诗意的距离及空间。

  博尔赫斯有一篇*的短篇小说《小圆盘》，说是有一个国王，陷入了四处流亡的境地，但只要他的手心还握有一个小圆盘，他就仍然是国王。这个小圆盘只有一个面，似乎没有厚度——这在常识与经验中实难以想象。然而，如果撇开实用性，我们将会发现，常见常说的“水中月”即是——你无法测量水中月的厚度，或翻开水中月的背面。博尔赫斯是阿根廷当代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如陶渊明的隐居于田园，这个中年失明的诗人几乎终生隐居于书籍与文字之中，隐居于自己诗的王国，对于文字与它的诗境，有着超常的敏锐。他的“小圆盘”在某种意义上，所指的就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水中月”的诗境——它象征了一个圣洁的诗*国。这个“水中月”式的“小圆盘”的构成要素，自然是文字——它同样具有单面的特征，而对于诗人来说，只要控制了它，就控制了一个王国，就是国王。这个王国的疆域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大，相比于那个现实势利的世界，不过就是一片小小的“水中月”。然而，它真正的疆域却存在于它的单面之后——从这片小小的水月光晕，向着时间的深处无限地延伸，没有终结，没有朝代的更替——它的疆域与时间一样，是没有底的。是的，陶渊明的“南山”就存在于这个无限的王国，就像“水中月”游移于深不可测之水。博尔赫斯小说中的“我”，曾不择手段地想得到那个“小圆盘”，但他失败了，“小圆盘”一闪不见了。他徒然地用斧子在消失的地方做了标记，就像那个离开了桃花源的渔人一般，“处处志之”——他一直在找，但一直也没有找到。然而我们知道，水中月，或南山，仍在那儿。

有些遗憾的是，今天的读者已很少提及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三首》，它约写于南朝·宋元嘉四年（４２７），陶渊明六十三岁，他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去世。这三首《挽歌》的伟大，当不在《饮酒》之下，古人曾将它与孔子的曳杖歌（“泰山其颓乎”）相并论。在这组诗中，诗人提前为自己举行了葬礼，设想了被送葬的一幕幕场景，其深刻的悲悯，真实的荒诞，直通现代文学。诗篇的*四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鲁迅先生曾在他的感人至深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中引用。但太多的读者对此的理解，恐怕还是一种生命必然归宿的怅叹，以及青山何处不埋人的旷达，他们往往忽视了这座山不仅仅是一座由土石构成的青山，还是一座时间中不会凋敝的“南山”——这两座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陶诗的可及与不可及处。实际上，陶渊明对鲁迅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深刻，尽管他们的性格是如此迥异，但在深层的山脉上是相通的。《野草》中有一首杰出的散文诗《死后》，即是描写“自己”死后的各种荒诞境遇，直是陶渊明的《挽歌》的现代版本，甚至鲁迅的遗嘱式的《死》一文，亦有着某种陶渊明的味道。所以，鲁迅为了自己的陶渊明，与朱光潜曾有过一番颇为不给面子的论争，并非毫无缘由。当然，在我们后人看来，鲁迅与朱光潜的陶渊明都没有错，是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距离得到的“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