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寻祖源信息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到了元末明初那一段时间的人口迁徙的一些宏观历史知识。现在梳理如下，希望能从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合理解释一些人口迁徙的动因与发展脉络。如二程后裔中伊川九世德用祖子弟北迁动因。

实际上元朝作为一个历史朝代而言，属于一个不足百年的短命王朝。主流史书记载仅98年历史（自1271年到1368年）。百年而言对于一自然人来说属于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非常短命的。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 之意，定国号为大元，元朝正式建立。1272年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今北京）。1276年攻破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在崖山海战中灭南宋。若以1279年崖山海战到1368年明洪武元年，实际上也仅仅89年。而太平状态不足72年（1279年崖山海战至1351年红巾军起义）。

元朝90年的王朝历史，是短暂的。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这与其治理能力短板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人为划分“四等人”加剧了民族矛盾。其次游牧生活习让元朝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又加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第三，元朝皇位更迭频繁（尤其中后期），朝堂组织架构的频繁调整，也必定引发了频繁的政治斗争，从而造成权臣专权，吏治愈加腐败。第四，长期征战，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和宫廷开支，政府横征暴敛，增设各种苛捐杂税，百姓负担远超承受能力。

由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不足，在遇到天灾的情况下，灾害影响被进一步放大。至正四年（1344年）起，长期失修都黄河连年决口，河南、鲁南、苏北等地沦为泽国，水灾之后即饥荒、瘟疫肆虐。同时，淮河沿岸遭遇旱灾、蝗灾，百姓 “死者相枕藉，生者流离失所”。朝廷又强征民夫治理黄河，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历史上影响较大的红巾军起义于1351年爆发。

1351 年，颍州（今安徽阜阳）为红巾军起义的发源地。颍州起义后，红巾军迅速席卷江淮地区，成为北方反元的核心力量。红巾军并非统一的反元势力，分为北方、南方两大派系，活动区域覆盖大半个中国，其中南方红巾军的活动对皖南地区影响尤为深远。正是在这一战乱背景下，靖康之难后由中原南迁的诸多宗族，不得不离开已定居两百余年的皖南之地 —— 彼时的迁居地已因战乱失去安居的条件。

经查，红巾军起义对皖南区域具体影响概况如下：

1351年5月，红巾起义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爆发，韩山童、刘福通建立 “红巾军”，提出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的口号，迅速席卷中原。振动江淮。

1352年春，南方红巾军领袖彭莹玉、徐寿辉率部从湖北、江西进军江淮，攻克池州路（今池州主城区、东至、石台等地），随后沿新安江流域向徽州地区推进，红巾起义正式波及皖南。

1352年夏—1353年，红巾军与元军、徽州地方豪强武装在徽州路（今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等地）展开拉锯战，曾短暂攻占歙县、祁门等县城，但因元朝援军反扑及地方势力抵抗，未能建立稳固根据地。

1354年后，南方红巾军内部出现分裂，部分余部转战皖南山区，与当地反元力量结合。

1356年朱元璋率部渡江攻占集庆（今南京）后，皖南的红巾军余部逐渐归附朱元璋，成为其统一江南的重要力量。

1367年以后，朱元璋平定江南，皖南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红巾起义在皖南的活动宣告结束，为明朝建立奠定基础。

这一段时的战乱对皖南的社会经济造成影响，红巾军与元军、地方武装的拉锯战，导致池州、徽州的农田大量荒废，商业通道（如徽杭古道、池州长江水运）中断。尤其是徽州山区，因战乱频繁，部分村落被焚毁，人口向浙西、赣东北迁徙，出现 “十室九空” 的局面。

而红巾起义后期，朱元璋势力进入皖南，徽州士人（如朱升、李善长）看到元朝大势已去，纷纷献策归附。朱升提出的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策略，成为朱元璋统一全国的核心方针。

红巾军进入皖南的时间节点与推进路线：

南方红巾军建立后，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势力。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十一日，徐寿辉派丁普郎、徐明远率兵攻下汉阳，十二日，杨普雄攻占兴国路（今湖北阳新）。紧接着，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主力一部，万舟齐发，浩浩荡荡东攻江西，直捣江西北方门户江州（今江西九江），元守将江西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闻风而遁，二十一日，红巾军占领江州、南康（今江西星子），杀江州总管李黼。红巾军在江西取得初步胜利后，迅速将兵锋转向安徽。

1352年三月，项普略攻陷饶州路，随即进军徽州地区。关于红巾军进入徽州的具体时间，史料记载为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二十一日，徐寿辉派遣大将项普略攻陷徽州路治下的婺源州，继而对整个徽州地区发动攻击。这一军事行动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即占领江浙行省西翼，从而对江浙行省腹地发动攻击，因为元朝时的徽州隶属江浙行省的江东建康道。

红巾军在徽州的军事进展异常迅速。闰三月二十一日，起义军攻破婺源，俘守臣张士谦，械送江州处死。到了四月，红巾军又相继攻克休宁、黟县、歙县等徽州各县城。

值得注意的是，史料记载红巾军 "所过不掠民财，唯索丁壮为军"，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这与传统史书对农民起义军的负面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池州地区，红巾军的活动同样活跃。至正十二年（1352年）十一月，赵普胜、周驴等据池阳（池州）、太平诸郡，号称百万。池州作为长江重要渡口，其得失关系到红巾军在皖南的整体战略布局，因此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1357年至1360年，池州经过多方拉锯世争夺，最终为朱元璋控制。为大明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池州是战略要地，徽州是仓廪之地，且人才济济。为朱元璋提供了重要的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为其提供了大量的人才支持。朱元璋在徽州期间，召见了当地的儒士唐仲实、姚琏等人，并亲自登门造访著名学者朱升，朱升遂以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相告（影视剧剧中说李善长提出应为演义），这一战略建议对朱元璋的最终成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一段时间，皖南地区的宗族豪强纷纷组织乡勇武装自保，形成了 "民团抗红巾、又抗元军" 的复杂局面。徽州地区的宗族武装化过程尤为典型。当地的程氏、汪氏等大姓宗族，凭借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迅速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据《续修新安歙北许村许氏东支世谱》记载："至正壬辰兵起，蕲黄贼号红巾，攻陷婺源，蔓延五邑，宰京慷慷，朝不谋夕。时则歙有公与罗宣明，休宁有程均佐、金震祖，婺源有汪锻、汪同各倡议，捍卫其乡"。这些地方武装不仅组织武装抵抗红巾军，还参与了与元军的对抗，形成了独立于元朝政府之外的军事力量。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与徽州的地理条件自然禀赋，以及自东晋以来的整治格局以及当地民风所影响，形成了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格局。基本核心为保护宗族利益为出发点，某种意义上也对当地的民生起到保护。尤其是在战争格局的非太平时期，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宗族在战乱中逐渐承担起了地方行政管理的职能。在元朝地方政权瓦解的情况下，宗族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原有的政府机构，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处理民间纠纷、组织生产活动等。

正如史料所载，徽州的读书人 "肩负起对民众的纠纷处理、教化、劝农、水利开发等责任，从而形成了以宗族为聚居，以地主阶层为中心，并通过礼仪传承、保甲制度等手段巩固和维持着乡村统治秩序的社会关系"。这种宗族自治模式的形成，对徽州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为徽州社会在战乱中保持相对稳定提供了组织保障，也为后来徽商的崛起和徽州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这种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模式，成为了徽州社会的重要特征，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红巾起义在皖南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起义军试图推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改造措施。南方红巾军提出的 "摧富益贫" 口号，体现了农民阶级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这种理念在皖南地区的实践，对当地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红巾军的 "摧富益贫" 政策在徽州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据史料记载，徐寿辉的红巾军进入徽州后，对徽州已经形成的固有的乡村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徽州地区的地主阶层、富户进行了摧残。"新安大好山水…… 当兵戈扰攘之际，里中犷狠纠戈，叛者蜂起。苍头杀主，恶少杀人，掠财蓄毁室庐，默纲纪，恬不为怪"。这种描述虽然带有明显的偏见，但也反映出红巾军的行动确实对徽州的传统社会秩序造成了冲击。

而此时池州，一直以来是长江的一个重要节点与枢纽，在元末的混乱中，池州城多次遭到战火的洗礼，城内的商业设施、仓库、码头等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赵普胜率红巾军围攻池州时，"池州城九华门一带尽被兵火所毁"，为躲避战火，百姓逐次迁移。迁往哪里？祖居地可能将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首选项。

几百年来，二程后裔对“德用祖北归”这一历史原因一直未能找到合理的动因解释。甚至在明朝时期的大学士程敏政，也在其撰写的宗族资料中，提到德用北归也是记录以“不知何故”。综合以上资料，我认为可以合理的推理为战乱造成这是重大的迁徙。

但是历史上的德用祖、与堂弟德建祖应该是一同自池州北归，可能是逃离池州更恰当一些。这一时间节点大致应该发生在红巾军起义的战乱时期。自池州北归，但是自靖康之乱南迁的时间已经有200多年，回到故土洛阳，祖产自然已经不复存在或被他人占据。

因此德用祖，只能在洛阳城北的护驾庄落户。而德用祖应该是继续北迁，到山西平遥程家庄落户。这里地处山区与晋中平原之间，往往可以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

据相关族谱记载德建祖生念祖和钦祖。念祖可能就是山东的一些程氏的先祖。而钦祖可能就是河南夏邑的先祖。这里的关系，仅基于个人认知的推断，如有冒犯敬请原谅，出发点是为了厘清历史，并为求证历史提供一个求证方向。

关于德用祖，为什么做出北归的动因，我考虑除了宏观的社会历史环境因素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可能的合理原因。其一是对祖居地的宗族情感。其二是因为德用祖长子光祖已经在太康作为教谕而落户太康。可能会通过书信往来，知道此时的北方相对池州稍微太平一些，于是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