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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拒相却官之问:
庄子一生只当过草木小官“漆园吏”——漆树园的看护者,大概也就相当于现代的护林员吧。他不是没能力没有本事当大官,也不是怀才不遇,没有机会当大官,而是多次拒相却官,并立下誓言“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这是否意味着他是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逃避?
庄子作为古代“庄老孔孟”四大伟人之一,可谓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样一个满腹经纶,洞透天地人生的大智慧家,却多次拒绝楚威王出仕为相的聘请,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他曾“穷闾厄巷,困窘织履”。他曾“槁项黄馘”,“河侯借粮”。他曾“衣弊履穿”,窘见魏王。即便如此,也心安理得笑谈“虽贫勿惫”。
一个满腹经纶,探得天地造化,纵论宇宙万物,洞察官场百态,深喑人间沧桑的天下奇才,一生只是穿梭于穷闾厄巷,游走于濠梁山川,垂钓于濮水河畔,钟情于蝶飞龟游,既未励精图治,为国筹谋,也未征战沙场,为国尽忠。难怪有人会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男儿何不带吴勾,收取关山五十州”?被毛泽东多次盛赞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第一等圣人”的鲁迅也对庄子作出过具有双重性的评价:一方面高度赞赏其文学成就,认为其文辞瑰丽奇崛、气势恢宏,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则认为其哲学思想以及他的“无为”“混沌”等人生观念无益于社会进步与民族精神觉醒。这些评价主要见于鲁迅的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及杂文《摩罗诗力说》《起死》等。
对庄子的“碌碌无为”“缺少国家情怀”“逃避社会责任”等评价该怎么看?
庄子拒相却官,是对“无君于上,无臣于下”齐物平等主张和道家信仰的践行。
评价庄子,首先要明确庄子的哲学倾向和宗教信仰。信仰指对某种思想、宗教、人或物的强烈信奉与尊敬,并以此作为行为准则的精神活动,具有思想上的稳定性和意志上的坚定性。信仰一但形成,往往视如或重于生命。

庄子是道教的主要创始人,道家的信仰核心是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和最高法则,崇尚自然无为、清静寡欲,追求与道合一的境界。这一思想体系由老子、庄子等哲学家创立,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反对人为干预,并通过内在修养实现精神自由。
道家认为“道”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终极实体,无形无象却永恒存在。《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万物皆由“道”化生而来。道家认为,道既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如阴阳变化、四时更替),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类应效法道的自然本性。

庄子的拒相却官,体现了道家循道的实践四原则,即:
自然无为的原则:
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反对过度人为干预。庄子拒相却官,和他提出的“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的齐物平等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他反对君君臣臣,高低贵贱分明,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倡导通过“无为而治”,减少强制和压迫,让事物依循自然规律而不是人的指令和意志发展。避免繁琐法令扰乱民生。
柔弱包容的原则:
道家认为柔弱、谦下是持久之道,如“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通过不争、包容达到内在和谐。而出仕入相,高高在上,施号发令,显然有悖于道家奉行的主张。
清静寡欲的原则:
道家主张减少物质欲望,回归朴素本真,以“见素抱朴”的态度避免精神异化,实现“返璞归真”的生命状态。而出仕入相,黄袍加身,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倚红偎翠,奢侈淫逸的环境则与道家“清静寡欲”“返璞归真”的初心格格不入。

与道合一的原则:
道家通过修身养性(如心斋、坐忘)超越世俗束缚,达到“逍遥游”的精神自由。庄子提出“齐物论”,消解是非、物我的对立,使个体生命与大道融合,实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种追求本身,就以鄙视名利地位为基础,追求哲学层面的生命超越。
站在常人的角度来看,庄子德才兼备,是个天降大才,就应天降大任,才尽其用,当个大官,掌握江山社稷,为国效力。否则就是才未正用,缺乏责任担当。
但站在信仰的角度看庄子,他则是忠实信仰的典范。道家信仰的最高境界是灵魂的自由翱翔,无拘无束,与宇宙合一,这一境界超越了世俗束缚,达到心灵与存在的终极和谐。这个境界并非外在追求所能达到,而是内在修行的自然升华。
这种境界,首先表现为心灵的绝对自由:摆脱一切物质与精神枷锁,实现灵魂的彻底解放,如佛教“涅槃”所描述的灭除生死因果、度脱生死瀑流的终极状态。

其次表现为与宇宙的融合统一:个体意识与宇宙本源合一,达到“无我”之境,如道家“天人合一”或东方哲学中“与天地共生”的超越性体验。
再次表现为内在光明的觉醒:信仰是心灵的北极星,成为照亮生命本质的永恒灯塔,在黑暗中指引方向,在迷茫中赋予意义。
所以,庄子和道家思想体系对社会发展有无消极作用姑且不论,仅从庄子拒绝当官的态度来说,是与其道家哲学思想及其主张相一致的。反过来说,如果庄子应了楚王,入朝为相,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还会是一个“天下第一逍遥客,世上无二自在人”的庄子吗?还会是一个中道中矩的道家创始人吗?还会是一个影响中国文学几千年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吗?

庄子拒相却官,是对封建贵族特权阶级的蔑视,是不与苟合独善其身的人格宣示。
评价庄子,还要把他与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不能脱离时代环境孤立地看。有很多问题,是环境与他互为因果的。比如庄子拒绝入仕为官,很大原因是战国时期的动荡环境加剧了庄子对仕途的疏离感,与他看透了当时的官场乱象,特权阶级的腐败残酷不无关系。
其时,战火纷飞,诸国争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哪一场权力纷争的战火,不是用百姓的血肉为燃料?哪一个王室的宝座,不是以平民的尸身为肉垫?哪一顿丰盛大餐里头,没有天下苍生鲜红的热血佐料?
庄子如此厌恶官场、蔑视权贵,首先是他看破了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统治阶级的腐败、荒淫。从他笔下对猫头鹰、腐老鼠、死乌龟和秦王重赏为其舐痔者,以及鲁侯“爱鸟”等故事的描述,便可见其对此何等憎恶。

比如“相如腐鼠”。庄子《秋水》中写了一个惠子相梁的故事: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说的是惠施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去看望他。有人告诉惠施说:“庄子到梁国来,是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施唯恐失去相位,派人在国都搜捕庄子几天几夜。庄子知此情况后,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鶵,鹓鶵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不喝。有只鸱鸮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见鹓鶵从上空飞过,鸱鸮仰头看着,发出“‘喝!’的怒斥声。现在你也想用你的梁国相位来威胁我吗?”
庄子《惠子相梁》中的鵷鶵,亦作鹓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五凤之一,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瑞鸟。鸱鸮,则是昼伏夜出,捕食老鼠的猫头鹰。在这则故事中,庄子把自己比喻成视宰相权位如腐鼠的鵷鶵,把贪恋权贵的惠子比喻成猫头鹰,相位比喻成腐鼠,可见庄子对权势何等不屑。

再来看庄子拒相的另一个故事: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两位大夫前往邀请他出仕,许诺以国事相托。庄子持竿不顾,反问使者:“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后被供奉在庙堂之上。它宁愿死后留下骨骸显贵,还是活着在泥潭中摇尾?”使者答“宁生曳尾涂中”,庄子遂言:“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在这则故事中,庄子把做相爷看得连“曳尾于涂中”的乌龟也不如。
再比如“牺牛如相”。庄子的牺牛之喻也很有意思:
楚威王听闻庄子贤能,派使者携重金聘其为相。庄子以牺牛为喻:“祭祀的牛被精心喂养多年,披锦绣送入太庙,此时想作小猪亦不可得。我宁愿在污浊沟渠中自娱,也不受国君束缚。”也就是此时,他不堪其扰,立下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誓言。
庄子对官场如此深恶痛绝,自己还怎么能以身为官?
庄子拒相厌官,还因为他看破了官僚阶级的虚伪、自私。
《庄子·外物》中讲了庄周贷粟的故事。说有一次庄周家中断炊,去向河监侯借粮。河监侯说:“行。等我得到封邑内的租税后借给您三百金,好吗?”
庄周听了,气得变了脸色,说:“我昨天来,路上看到车轮碾过所留下的痕迹中有一条鲋鱼在那里。鲋鱼说:‘我是东海波浪里的鱼。您能有一斗一升的水使我活吗?’我说:‘行。我将到南方去游说吴、越的国王,引发西江的水来迎接你,好吗?’鲋鱼气愤得变了脸色,说:‘我失去了平常的环境,我只要能有一斗一升的水就能活下去。你竟说这样的话,还不如早早到卖干鱼的市场里去找我’。”这个故事表明了庄子对官僚阶级冷漠无情、自私虚伪本质的无比愤恨!

庄子拒相却官,还在于他看破了官场上玩弄心计,上窜下跳的丑恶表演,断定他们不得善终。
他跟惠子说:“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庄子·逍遥游》
意思是:“你不曾看见野猫和黄鼠狼吗?它们低着身子葡伏于地,等待那些出洞觅食或游乐的小动物,跃跳掠夺,不避高低;往往踏中捕兽的机关,死于猎网之中。”
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像狸猫、黄鼠狼一样,整日上蹿下跳,等着要抓老鼠。但是折腾到后来,基本上结局都是“中于机辟,死于罔罟”,掉到机关里面死掉了。官场丑恶无情,为利益而互相倾轧,就像狸猫捉鼠,不管白猫、黑猫,玩到最后都是死猫。所以,这些人多行不义,必无善终。
庄子拒相却官,是崇尚自由,追求自在逍遥人生信条的坚守。
庄子心中的自由幸福生活是什么样的?“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庄子的憧憬,无疑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无君于上”,就是不希望上头有君王管着我;“无臣于下”,也不想有人在我下边俯首称臣,让我管制。日出日落,四时八节,一切遵循天地规律,顺应自然潮流足矣。

庄子认为,权势会束缚人的身心,使人失去自由。他倡导超越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境界,如《逍遥游》中所描述的,不借助任何外力,自由自在地游荡在宇宙天地间,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自由。反对因权力而扭曲本性。
庄子主张顺其自然,倡导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应遵循自然之道,而不是依靠权力去强行干预社会和百姓的生活,过多的权力干预会破坏社会的自然秩序,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痛苦。只有让万物自然生长、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稳定。
因此,庄子明确表达“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综上所述,庄子拒相却官,体现了他对道家无为而治哲学信条的坚守和个人精神自由的极致追求,他将信仰和自由视为最高价值,认为真正的幸福源于内心的解脱而非外在权势。这种选择基于他对官场束缚的深刻洞察:仕途意味着需遵循清规戒律、应对人为倾轧,会丧失思想与行为的独立性。因此,庄子的拒仕,本质上是守护心灵自由,避免被世俗价值所异化。
同时,我要强调的是,庄子并非完全否定社会责任,而是以隐逸方式履行更深层的义务。他通过著述批判现实,如讽刺惠施,抨击曹商,呼吁人们警惕名利对本性的扭曲,这种批判本身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承担——在乱世中保持清醒,引导他人反思生存意义。
他目睹政治的肮脏与危险(如曹商舔痔的寓言),以及官场的勾心斗角,深感无力改变现实,因而选择“逍遥”于世外。这种退避并非懦弱,而是基于对时局的清醒认知:在无法改变现实、实现理想时,保存自我于权力之外,以文奉世,传递思想也是更可行的社会责任形式表达。

庄子的拒仕为当代人提供了反思空间:如何衡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价值?当不当官、职位大小就是衡量标准?答案是否定的。社会责任和国家情怀未必都是投身体制,而是坚守内心原则并贡献独特价值。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他提醒人们拒绝盲目追逐权力,追求精神富足。这种独立精神鼓励个体在自由与责任间找到平衡,避免被社会规范所奴役。
在庄子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与伟人一样,以摆脱官场烦扰,享“无官一身轻”之快者不乏其人。陶渊明辞官归隐,乃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现世写照;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亦是挣脱樊笼、归于本真的选择。这些也验证了庄子的选择凸显了个人志向与社会责任的复杂关系——他通过非参与的方式,完成了对时代的有所作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