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绝圣弃知”之问:

庄子是一个学富五车，尊重知识的人。为什么他又主张“绝圣弃知（智）”，说“无知才是人生最好状态”?

《庄子·养生主》中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意思是人的生命有尽头，而知识和追求无穷尽。他又主张“绝圣弃智”、说“无知才是人生最好状态”？

庄子这一观点，在《逍遥游》《齐物论》《秋水》《大宗师》等文章中多有关联，但较为系统论述这个观点的，还是《胠箧》篇。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带着这个疑问，又一次捧起了《庄子》，打开那篇《胠箧》细读起来。一下子豁然开朗，且越读越觉妙趣横生，越读越拍案叫绝！

庄子这篇《胠箧》，结构严紧，逻辑性強，整篇文章如同一朵美丽的莲花，那一字一句就似一片片花瓣的有序结合，形成一个美妙之花朵整体。任何肢解切割，断章取义都不足以观全豹，见真谛。因此，要回答庄子为什么提出“绝圣弃知”，为什么认为“无知才是人生最好状态”，我们还是来从他的原文中找答案。

小智者，实糊涂

聪明反被聪明误

先来看《胠箧》原文第一段: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它译成现代语言，其大意是:

为了防备那些翻箱子、掏口袋、倒柜子的小偷，人们就会做防备，比如把家中贵重东西放带子里、箱柜里，用绳索把带口扎紧，把箱柜用锁钥加固。这是世俗人的聪明。然而大盗来了，就很便利地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挑着口袋赶快逃跑，唯恐绳索、锁钥不够牢固。既然这样，那么先前所谓的聪明，不正是为大盗积聚财物提供方便吗？所以，世俗人所谓的聪明，有不为大盗积聚财物的吗？

这段说的什么已经再明白不过了。这类情况即便在今天也是司空见惯。为了家中财产安全，人们耍起了小聪明。把珍贵值钱的东西或装进钱袋用绳索扎紧袋口，或填进箱柜，加锁把牢。现代还有藏物于密码箱、保险柜的。殊不知，这些正为偷盗者提供了方便。盗贼入室后，不用翻腾，不用拾掇，直奔包裹严实的、锁得牢固的目标而去，拎起袋子，扛着箱子就跑，还唯恐袋子扎得不紧，箱柜锁得不牢呢。这样看，小智者的“聪明”是不是等于帮了盗贼的忙？这不是“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吗？想想看，天下又有几人的小智慧不是在为大盗积聚财富所利用的呢？所以说，在大盗那里，别人的小聪明大多都是用来为其服务的，那些小聪明往往是弄巧成拙为他人作嫁衣裳。比如一个巧手如神的绣娘，运用聪明智慧精心劳作，织成一件美若霓裳的衣饰，未曾一试便藏进包袱箱柜，转脸就成了盗贼的“行头”;有的农民辛辛苦苦，精耕细作，收获的稻米，费尽心神养殖的鸡鸭，装进粮袋，圈进鸡笼，没舍得品尝就成了盗贼的餐桌美食……他们为谁而忙？为谁而省？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庄子所言“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

千不怕，万不怕

就怕大盗有文化

再来看《胠箧》第二段:

“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这段说的是田成子代齐的故事。从前齐国，邻近的村邑遥遥相望，鸡狗之声相互听闻，鱼网所撒布的水面，犁锄所耕作的土地，方圆两千多里。整个国境之内，所有用来设立宗庙、社稷的地方，治理邑、屋、州、闾、乡、里的各级行政机构，何尝不是在效法古代圣人的作法呢？然而田成子一下子杀了齐国的国君就窃取了整个齐国。他所窃取的又哪里仅仅是这个国家呢？连同治理这个国家的圣明法规与制度也一起窃取了。因此，田成子虽然有盗贼的名声，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这不就是窃取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

关于田成子代齐的故事，很多人不太明白。所以我这里多说几句。田成子即田常，很聪明，是个可以称为大智之人。妫姓，田氏，名恒（因避汉文帝刘恒之讳，故《史记》改称田常，常也和恒字义相近，都有长久，经常的意思）。他是田釐子田乞之子，春秋时期齐国大臣，齐国田氏家族第八任首领。为什么说他大智慧呢？举几个例子足以说明。

首先，他深知人心的重要，不图眼前利益而思长久。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他发明田氏争取民众的独特办法，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之法争取民众，拢络人心。就这一招，就比两千多年后的巴蜀刘文彩大地主以“小斗出大斗进”盘剥乡民而遗臭乡里的恶行高明千百倍。齐简公四年（公元前481年），他杀死齐简公，自任相国，得到民众拥护。继而他尽杀公族中的强者，扩大封邑，从此齐国由田氏专权。即便如此，百姓还感恩田氏，从而大大削弱了姜姓公室威望。

‌‌其次，他还把美色也用于拉拢心腹势力上，在齐国挑选‌身高七尺（约1.6米）以上女子数百人为姬妾‌，并允许门客和下属自由出入后宫，从而培植许多好色亡命之徒为其卖命。至其去世时，‌他名下“儿子”多达70余人‌，实际多为门客及僚臣血脉，但在名义上均姓田并纳入田氏宗族。‌‌以利于组织力量，直接推动田氏取代姜氏步伐。‌他将部分“儿子”分封控制全国各战略要地。其子田襄子继位后，又将70余“兄弟”全部分封至即墨、高唐等齐国重镇任大夫，一年内掌控了全国要地。‌‌另外，他善于稳定周边，睦邻友好。对外归还侵占鲁、卫的土地，与晋国韩赵魏结盟，避免诸侯讨伐，保证疆域外围稳定。‌‌

再者，田常懂得恩威并施，循序渐进，步步为营。对内以“施恩归君、刑罚归己”名义独揽大权，实施五年逐步架空齐平公计划而代齐。田成子曾孙田和于公元前386年获周天子册封为齐侯，流放末代姜姓国君齐康公至海岛，终于完成“田氏代齐”计划。‌‌

那么，庄子用田氏代齐的故事来说明什么问题呢？

主要说明当时齐国君王有智，治理齐国井然有序。“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竟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可见当时齐国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互不相扰。齐国是尊崇圣人之道了的。

“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虽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

田成子用自己的大智，杀了齐王而盗取了齐国，同时连同齐国圣明的管理方法也一齐盗窃去为自己这个窃国大盗服务去了。可见，这大知一但武装了大盗，则大盗如虎添翼，俨然成了圣人君子，对社会和人民为害越大。田成子虽然是个盗贼，却仍处于尧舜那样安稳的地位，小的国家不敢非议他，大的国家不敢讨伐他，世世代代窃据齐国。这不就是窃取了齐国并连同那里圣明的法规和制度，用来守卫他盗贼之身吗？

小盗财，中盗功

大盗窃国当英雄

小盗财，中盗功，大盗窃国当英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几乎都是沿袭着这样的荒唐规律在运行，但有几人像庄子这样坦诚率直，看破说破，入木三分，让人痛快淋漓？

再往下来，庄子步步深入，运用疱丁解牛之法，解剖公知们的“伪知”画皮，使自己的理论距离“绝圣弃智”，“无知才是人生最好状态”的观点越来越近。

庄子接着说:“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看到这，我是真的忍不住击掌高呼:妙，实再是妙！高，实再是高！庄子真不愧古之伟人！怪不得郭沫若称其“以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人，在中国古代哲人中，实在是绝无仅有”。

庄子说的这段大意是，“我尝试分析一下，世俗所称的最高智慧，都是为大盗积累财富服务的。所谓至高圣人，也都是为大盗守护财物服务的。从前，关龙逢被斩首，比干被剖心，苌弘被剖腹，伍子胥被肢解。这四位贤人的结局说明，即使再贤德智慧之人也难免遭受杀戮。因此，盗跖的门徒问盗跖：“盗贼也有道义吗？”盗跖回答：“哪里没有道义呢？能准确猜中室内藏物，是智慧；行动时身先士卒，是勇敢；撤离时殿后掩护，是义气；判断行动成败，是谋略；分配赃物均等，是仁爱。这五种品质不齐全，却能成为大盗的，天下从未有过。”‌

庄子通过这段论述，批判了儒家推崇的“智慧”与“圣德”在现实中的虚伪性。他认为，世俗所崇尚的智慧（如防盗措施）往往被大盗利用来强化掠夺，而圣人倡导的仁义道德，则沦为维护不义权势的歪理邪说。在公知们的伪圣伪善面前，真正的正人君子也难逃厄运。比如传说中因忠诚劝谏而遭暴君杀害的四位贤臣。

‌关龙逢被杀的原因是因劝谏夏桀而触怒暴君。‌作为夏朝末期夏桀的大臣，关龙逢以贤德著称，他多次劝谏夏桀停止暴政，但夏桀不仅不听，反而将其处死，成为历史上最早因直谏而死的忠臣之一;

‌比干被杀源于劝谏商纣王时触怒了其虚荣心。‌作为纣王的叔父，比干多次直谏纣王停止荒淫暴虐，纣王恼羞成怒，借口“圣人心有七窍”而剖其心杀害;

作为周朝贤臣，苌弘因支持正道、反对权贵而被诬陷，最终被处以刳腹（胣刑）的酷刑;

伍子胥被杀是因政见不合和权臣陷害导致的悲剧。‌作为吴国大夫，伍子胥多次劝谏吴王夫差，但夫差听信谗言，认为其威胁王权，最终下令杀害他，尸体被抛入江中腐烂，体现了忠臣在君主猜忌下的悲惨结局。‌

他们虽以德行闻名，却仍遭杀害，这反证了仁义在乱世中的无力与被扭曲。

盗跖所言“盗亦有道”更是荒唐可笑。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道德标准本是中性工具，善人与恶人皆可借用，但因世风日下，圣人之道反而助长了大盗的合法性与效率。因此，庄子主张“绝圣弃知”，即摒弃人为的智巧与礼法，回归自然无为的“至德之世”，以避免圣智沦为盗贼的帮凶。‌‌

庄子还辛辣地讽刺了盗跖用智慧和仁义道德来装饰门面，给盗贼的邪恶涂脂抹粉。盗跖认为盗贼也讲道义，并将其概括为“圣、勇、义、智、仁”五项准则。‌

一是‌能准确推测屋内财物情况，体现预判能力。“凭空推测屋里储藏着什么财物”，为盗窃提供准确信息依据者谓之圣明；

二是‌盗窃时率先进入，有直面未知危险的魄力者谓之勇敢；

三是‌撤退时最后离开，保障同伴安全，体现责任与牺牲精神者谓之义气；

四是‌判断行动时机是否可行。“能知道可否采取行动”涉及风险评估与决断力，避免盲目行动，谓之智慧；

五‌是事后分赃公平，确保内部团结，避免因利益冲突导致团队瓦解者谓之仁爱。

庄子借盗跖之言，表面是讨论盗贼规则，实则批判了儒家推崇的“圣人之道”。他指出，‌当“道”被工具化时，连盗贼也能利用它来合理化自己的恶行‌。“圣明”对应儒家的“智”，“仁爱”对应“仁”，但盗贼将其扭曲为作案手段。当儒家奉若神明的圣明、仁、义、智、勇成为盗贼的精神守望时，这个世界的“圣”和“智”不就是“邪”和“恶”的代名词吗？

“小盗盗财,中盗盗功,大盗盗国”‌是源自道家经典的变体谚语，尖刻地讽刺了社会不公现象:小盗偷窃财物受严惩，中盗窃取功名得利益，大盗篡夺国家却成统治者。‌

圣人死，大盗止

绝圣弃知天下喜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

于是，庄子由上述的抽丝剥茧，引出一个哲学推论：无论是行善还是为恶，都需要遵循某种根本原则（“道”）。善人若想立身行道，离不开圣人之道（如仁义礼智）；同样，盗跖作为盗贼首领，要成功组织盗匪、制定规矩也会借用、依赖于某种“道”。

庄子进一步指出，由于世上善人少而恶人多，圣人之道被滥用时带来的危害大于益处。

他比喻说‌“唇竭则齿寒”‌，嘴唇没了牙齿就冷，比喻事物相互依存，破坏平衡会引发连锁负面效应。

‌“鲁酒薄而邯郸围”‌，鲁国酒薄导致盟约破裂，进而引发战争，说明小事失序可能引发大祸。

‌“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倡导仁义礼智，却为盗贼提供了反向模仿的模板。

因此，庄子得出激进结论：若要天下太平，不如“掊击圣人，纵舍盗贼”（打倒圣人，放纵盗贼），因为过度依赖圣人之道反而会滋生更多伪善与祸乱。从而‌深刻批判了儒家“圣人治世”的理想，强调道家“绝圣弃智”的思想。庄子认为，真正的治世应顺应自然，而非强加人为道德规范；圣人之道若脱离本真，反而会成为控制与掠夺的工具。‌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

所以抛弃聪明智巧，大盗才能停止；毁弃珠玉，小盗就没有了；烧毁符印，人民就可复归纯朴；击破斗秤，人民就不会相争了；全部毁弃天下的圣人之法，人民才可以参与议论。搅乱六律音调，销毁管弦乐器，塞住师旷的耳朵，天下的人才能保全灵敏的听觉；毁灭文饰，拆散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的人才能保全清楚的视觉；毁断画曲线和直线的钩绳，抛弃画圆形和方形的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的人才能保全高超的技巧。所以说：最大的智巧就好像是笨拙一样。除掉曾参、史鰌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除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能达到混同为一的境地。

综上所述，庄子提出“绝圣弃智”，并非否定知识和智慧的本身，而是反对将圣智工具化、功利化。特别是在那个“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的社会，盗匪肆虐，公知横行，鼓吹“盗也有道”者大行其道，强盗无赖者恬不知耻，台上口若悬河大讲“圣、勇、义、智、仁”，背地全干鼠窃狗偷事。以“圣名”用大智坑民害民，倘若如此，要什么“圣明”，要什么“智慧”？还不如让人们回归“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那种原始、纯朴，各守其隅，互不相扰，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去！庄子提出“绝圣弃智”岂非“替天行道”、为民除恶之仗义之言？

“绝圣弃智”和“无知才是人生最好状态”，其哲学意旨根植于道家自然无为的核心，旨在通过摒弃世俗推崇的圣贤标准与智巧心机，引导人回归本真淳朴的天道状态，从而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安宁。‌

在政治治理层面，‌庄子主张“在宥天下”而非“治天下”，强调统治者应顺应自然、宽容无为，避免以智巧手段干预民众。他指出，无论是尧的“以仁治国”还是桀的暴政，皆属人为造作，偏离天然本性，终致社会动乱；唯有摒弃圣智之治，才能消除争斗与伪诈，使百姓“利百倍”而安居乐业。‌

从人性修养视角看，‌庄子认为人的本性易受外界诱惑而迷失，智巧知识反而滋生欲望与偏见。他批判世人执着于出人头地、追逐功名，导致内心焦虑与道德堕落；通过“绝圣弃智”，个体可超越形式逻辑的局限，回归直觉与自然的生成逻辑，从而摆脱人为分别心，把握客观真实。‌

庄子将圣智与“大盗”关联，揭示当社会推崇仁义圣智时，反而为巧取豪夺提供借口；唯有弃绝这种虚伪的智巧，才能破除“人为造作”，使民众复归“孝慈”的自然德性。‌

庄子这一思想与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论述一脉相承，共同构成道家“无为而治”的理论基石。它批判人为礼法与智谋操控，倡导以“见素抱朴”为理想，最终指向个体逍遥与社会长治久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