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九征观人”之问：

庄子的“九征观人”，堪称是一篇关于如何辨人识人的绝顶方法论。这个方法具体实在，可操作性强，至今不失为普通人交友处世，官场上选人用人的教科书。那么，庄子给了人们什么样的识人良方、这个方法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事成事败人为本

业兴业衰人为根

古往今来，事成事败，业兴业衰，甚至王室更替，改朝换代，无不在人。

唐太宗李世民不拘一格用人，尤其重用直言敢谏的魏徵。魏徵曾是太子李建成的旧部，但李世民不计前嫌，委以重任。魏徵一生进谏二百余次，每每切中时弊，李世民皆虚心纳谏，甚至将魏徵视为“人镜”，以明得失。正是这种君臣相得的格局，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邦知人善任，对萧何、韩信、张良用其所长，各得其位。他重用萧何治理后方、保障粮草；任用韩信统兵作战，屡出奇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倚重张良运筹帷幄，出奇制胜。三人各尽其才，共显其能，被后人誉为“汉初三杰”。刘邦曾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正是这三位顶尖人才的合力，才助其击败项羽，建立汉朝。‌‌

魏文侯重用吴起。

《资治通鉴》记载，魏文侯任用吴起为将，吴起不仅军事才能出众，更以身作则，与士兵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亲自为士兵吸吮脓血，深得军心。他率军攻打秦国，一举夺取五座城池。吴起的“与士卒同苦”精神，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此例说明，用对一个兼具才能与人格魅力的将领，可立国威、开疆土。‌‌

白居易与元稹、顾况。

虽非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但白居易的成功也深刻体现了“用对一人”的借力之道。他年少时拜谒文坛前辈顾况，得其赏识并广为推介，由此声名鹊起；后与元稹同科及第、共倡新乐府运动，二人并称“元白”，相互成就。白居易曾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文学成就与这些关键人物的提携与共鸣密不可分。‌‌

中华民族选择了毛泽东，使一个民族从灾难深重中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遵义会议前，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第五次反“围剿”由于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战略，拒绝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灵活战术，导致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日益缩小，‌战略转移演变为“大逃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湘江战役后长征红军从20.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濒临全军覆没的边缘。‌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最关键时刻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不负众望，力挽狂澜，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与此相反，历史上因用人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加速灭亡的案例也不胜枚举。

‌赵括代廉颇，长平之战惨败‌。

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坚守不出，成功牵制秦军。然而赵孝成王听信谗言，撤换老将廉颇，任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主帅。赵括贸然出击，被秦将白起围歼，最终40万赵军被坑杀，赵国元气大伤，加速了其灭亡进程。‌‌

‌赵幽缪王杀李牧，赵国覆灭‌。

赵国末代君主赵幽缪王听信奸臣郭开的谗言，怀疑抗秦名将李牧谋反，将其杀害。李牧一死，赵国再无能抗衡秦将王翦的统帅，不久后赵国即被秦国吞并，赵王本人也沦为俘虏，客死他乡。‌‌

‌秦始皇托孤赵高，秦朝二世而亡‌。

秦始皇听信赵高，临终前，本欲传位于长子扶苏，但宦官赵高与丞相李斯合谋，篡改遗诏，逼扶苏自尽，拥立昏庸的胡亥为帝。赵高专权后，残害忠良、苛政虐民，最终引发天下大乱，秦朝在二世而亡。‌‌

‌关羽失荆州，蜀汉由盛转衰‌。

刘备偏爱关羽勇猛善战，将战略要地荆州托付给关羽，虽倚重其忠勇，却忽视其刚愎自用的性格缺陷。关羽轻视东吴、拒婚辱使、与部将不和，最终被孙权偷袭后方，兵败身死。荆州丢失直接导致蜀汉失去战略支点，刘备为复仇发动夷陵之战，惨败后病逝，蜀汉国力一落千丈。‌‌

‌唐玄宗宠信安禄山，酿成安史之乱‌。

唐玄宗晚年沉溺享乐，宠信杨贵妃，更对边将安禄山过度信任，授予其三镇节度使大权。安禄山借此积蓄力量，于755年发动叛乱，战火绵延八年，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盛唐由此走向衰落。‌‌

‌宋钦宗迷信“六甲神兵”，留下靖康之耻‌。

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围攻开封，宋钦宗不信任主战派李纲，反而听信江湖术士郭开“能施法术退敌”的荒唐之言，启用“六甲神兵”。结果法术无效，城池迅速陷落，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

‌明英宗宠信王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年幼即位，宠信宦官王振，朝政尽为其操控。1449年，王振怂恿英宗亲征瓦剌，却无军事才能，指挥混乱，导致明军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明朝精锐尽失，国势由盛转衰。‌‌

这些案例共同说明：‌用人不当、任人唯佞、不察德才，终将招致祸端‌。识人之明，不仅关乎个人成败，更决定国家兴亡。

九征九块试金石

观表观里识假真

之所以出现小人受宠，庸人得势，奸人专权，能人受制的问题，往往是由于当局者缺乏识人之术，而小人则善于投机钻营，阳奉阴违，以假乱真。因此，《论语·季氏》云：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庄子则运用自己的智慧，借用孔子的“九思”，进一步指出：

“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这番话道尽了人性认知的千古困境——山川有径可寻，天象有律可循，而人心藏于厚貌之下，深于城府之中，真伪难辨、善恶难测。

面对这一困境，庄子提出的“九征观人”之法，为穿透人心迷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这并非单纯的技巧堆砌，而是一套基于人性逻辑的科学考核体系，核心要义在于：人的真实品性往往在特定情境中才会显露，唯有通过多元场景的考验，才能穿透伪装、窥见本质。‌

庄子的“九征‌观人”，其“九征”，指“九种考察验证的方法”。“征”意为征验、验证，即通过九种特定的情境和行为表现，来检验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这九种方法具体包括：

远使之而观其忠；

近使之而观其敬；

烦使之而观其能；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醉之以酒而观其侧；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观人‌”：即观察、评判人的意思。“九征观人”指不是仅凭第一印象或言辞判断一个人，而是通过其在九种不同境遇下的实际行为，来全面洞察其忠诚、敬慎、能力、诚信、节操等核心品性和素质。

“远使之而观其忠”。将人置于远离核心的岗位，考验其在无人监督时是否洁身自好、忠于职守、独善其身、不忘初心；

“近使之而观其敬”。近距离相处中，看其是否无论地位远近都能保持恭敬谦逊、平等待人；

“烦使之而观其能”。给予繁杂艰巨的任务，检验其工作态度、统筹能力、执行力与抗压韧性；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突发提问，考量其学识储备与应变智慧；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设定紧急之约，判断其是否能信守承诺、如约而至；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托付钱财，让其掌握财富而观察其能否坚守廉洁、体恤他人；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告知危难处境，彰显其气节、气度与担当；

“醉之以酒而观其侧”。醉酒后看其是否仍能坚守底线、言行得体，不乱方寸；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在男女混杂情境中，检验其操守是否端正。

这九种考验涵盖职场相处、能力担当、品德操守、清正廉洁等多个维度，层层递进、全面立体，如同九块试金石。庄子认为“九征至，不肖人得矣”，意思是：‌当这九种考察方法都用过了，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就再也无法隐藏，品行不端的人自然会显露出来。‌

融古贯今紧契合

相得益彰万事兴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出自《增广贤文》）。“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王世贞）。“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增广贤文》白居易）。‌ 这些古语均强调了解他人本质之不易。前两者突出表象与内心的鸿沟，后两者强调时间验证的必要性。‌‌

庄子的“九征观人”，用“以行验心”的科学方法，通过设定九种特定情境，对人进行综合考察了解，根据其行为表现作出客观评价，来全面、深入地观察和验证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与真实本性‌。这种“以行验心”的方法以人在压力、诱惑、独处或突发状况下的反应，来暴露其真实面目，这是识人辨贤的智慧结晶。‌‌不光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永久的历史意义。

在战国乱世的背景下，礼崩乐坏、人心浮动，庄子一针见血，点出人性的复杂面相：“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悍”，表面憨厚者可能内心贪婪，看似长者风范者或许名不副实，性情温顺者可能通达事理，外表坚定者或许软弱妥协，语调缓和者可能手段狠辣……

这种表象与本质的背离，源于人对自我的伪装与对利益的算计，在世俗名利场中，人们往往戴上“厚貌”面具，将真实心意深藏于“深情”之中，形成难以逾越的认知壁垒。

更令人警醒的是人性的流动性：“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有些人在追求正义时如饥似渴，背弃正义时却如避烈焰，暴露功利本性。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本质上是人性中功利与道义、真诚与虚伪的持续博弈。庄子感叹“人心险于山川”，并非否定人性本善，而是清醒认识到世俗欲望与外部环境对人性的扭曲；而“人心难于知天”的对比，更凸显识人的艰难——天象虽变幻，却有固定节律，人心却受情绪、利益等多重因素影响，瞬息万变、无迹可寻。这番对人心复杂性的体认，既是对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士大夫朝秦暮楚的社会现实反思，也是对人类永恒困境的追问：如何在纷繁表象中，触摸他人最真实的本质？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积极倡导和实践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家大业大责任大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宏伟目标，选拔、培养和使用大批优秀人才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今日之中华民族，比起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不是一个“改天换地”能形容得了的了。一个刚刚完成了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社会和两千多年后的现代化社会相比，根本无可同日而语。在经济高速发展，物欲横流的时代大潮中，人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些人在这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经不住人性的考验，人性的虚伪和丑恶在权力、金钱、美女、灯红酒绿面前纷纷暴露出来。有些党的干部甚至高级领导干部道德沦丧，思想堕落，经济上贪污受贿，政治上立场动摇。有的存在“两面人”现象，对党不够忠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不信马列信鬼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面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大谈理想主义、公道正派，背后骄奢淫逸，大搞利己主义，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有的领导干部权欲熏心，自立标杆、唯我独尊，表面任人唯贤唯德、五湖四海，背后却大搞严重违反党纪国法的动作。无论是哪种“两面人”，都破坏了党的团结、败坏了党的形象、侵蚀了党的执政之基，阻碍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在选人用人中，需要及时把“两面人”识别出来、清除出去。有关资料显示，自2012年至2025年，有数以近千万计的“老虎”“苍蝇”在反腐斗争的“打虎拍蝇”中被清除或受处理。

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基层治理，是企业发展，还是各行各业进步，对人才的需求都十分突出地提到了时代课题的首页，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要义。选好一人，振兴一地，造福一方；用错一人，危害一处，祸害一片。所以，中国共产党把清除腐败分子，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为了保证干部队伍的用人质量，中国共产党制订了《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党政干部的选拔、监督、程序、条件都作出了规定，对选拔对象提出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等具体条件。并推出了“公推公选”“任前公示”等民主监督方法。这些都是新时期“以观征人”的具体运用、创造和发展。其最具时代感的是在古人的智慧基础上拓宽了“观”和“征”的“群体范围”，依靠更多的“伯乐”参与到“观”的行列，行使“征”的权力。

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还提出了“四个注重选拔、四个坚决不用”的重要要求，为进一步完善干部选用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

“四个注重选拔、四个坚决不用”是：

1.‌注重选拔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坚决不用政治上的“两面人”‌：确保干部政治立场坚定，杜绝表里不一的行为。‌‌

2.注重选拔知重负重、开拓奋进、关键时刻能扛硬活打硬仗的干部，坚决不用不敢担当、不愿负责、关键时刻临阵退缩的人‌，强调实干能力，淘汰畏难避责者。‌‌‌

3.‌注重选拔具有顽强斗争精神、过硬斗争本领、经受重大斗争考验的干部，坚决不用在斗争面前明哲保身、爱惜羽毛、左右摇摆、骑墙观望的人‌，突出斗争意志，清除动摇妥协者。‌‌‌

4.‌注重选拔严守纪律和规矩、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干部，坚决不用华而不实、投机取巧、以权谋私的人‌，严把作风关，杜绝弄虚作假和腐败行为。‌‌‌

如果说“九征”是辨人识人的方法论，《条例》就是辨人识人的实践论。两千多年前先人的智慧与今天的科学实践相契合，为进一步辨人识人提供了更好的“火眼金睛”。

庄子提出的“九征”识人之法，蕴含着深邃的方法论智慧；而当代《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框架。将二者有机结合，汲取传统智慧的精髓，融入现代制度的实践，对于构建更加科学、严密、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九征”法的精髓在于它不是静态地罗列指标，而是动态地、在多元情境中观察干部的综合表现，其考察内容涵盖了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维度，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才素质评估模型‌‌。

《条例》则是制度化、标准化的实践论。

《条例》作为党内法规，确立了干部选任工作的根本遵循与实践路径。它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以及“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条例》通过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一套严谨程序，将选人用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

这是一种实践论：它提供了从动议到任职的全流程操作框架，明确了各环节的责任主体与具体要求，确保选拔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实践，将抽象的“好干部”标准转化为可执行、可验证的具体工作步骤。

方法论与实践论的有机结合，是优化选人用人机制的有效途径。

将庄子“九征”的方法论智慧融入《条例》的实践框架，并非简单嫁接古法，而是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融合，旨在使考察更深入、评价更立体、选拔更精准。

‌丰富考察情境，深化识别维度‌。在条例规定的常规考察程序基础上，可以有意识地借鉴“九征”思路，设计多元化的考察场景。例如，在“烦使之而观其能”方面，可安排干部到吃劲岗位、基层一线或承担专项攻坚任务，在实践中检验其真实能力；在“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方面，可通过不预先通知的专题汇报、随机提问等方式，了解干部对分管工作的深层思考与知识储备；在“告之以危而观其节”方面，可关注干部在突发事件、重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考察其政治定力与担当精神。这使考察从平面化的谈话了解，走向立体化的行为观察。

贯通古今标准，聚焦核心素质‌。

“九征”所关注的忠诚、廉洁、守信、敬慎等品质，与条例强调的“信念坚定”“清正廉洁”“为民服务”“敢于担当”等标准高度契合。结合二者，能使对干部“德”的考察更加具体化、情境化。例如，“远使之而观其忠”可辅助判断干部在名利面前的党性纯度；“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则直接关联廉洁自律的考察。将传统智慧中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应用于现代干部监督与品德考评之中，能增强制度的预防性与穿透力。

‌强化过程管理，实现动态评价‌。“九征”强调在动态过程中检验人，这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注重一贯表现、加强平时考核的要求相一致。可以探索建立更加灵活的日常观察与记实机制，不仅看一时一事，更看其在长期、多种情境下的综合表现，使评价贯穿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全过程，而非仅限于提拔前的集中考察期。

‌注重细微观察，补充程序评价‌。《条例》程序保障了选拔的公平与规范，而“九征”中如“醉之以酒而观其侧”“杂之以处而观其色”等方法启示我们，在遵守程序的前提下，于非正式场合、在细微之处观察干部的修养、作风与价值观，可以作为正式考察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形成更为全面、鲜活的人物画像。

庄子的“九征”之法，源于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知，提供了系统化、情境化的识人方法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则立足于当代治国理政的需求，构建了制度化、标准化的选人用人实践论。二者的有机结合，旨在以古鉴今，将传统识人智慧的精髓转化为现代制度实践中的具体方法，使干部考察更加立体深入，选拔任用更加精准科学，从而更好地把那些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优秀人才识别出来、使用起来，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这既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是不断提升干部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